必威老一辈无产阶级家徐特立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。他是、田汉等人的老师，被尊称为“永远的先生”。徐特立不仅在党内享有崇高声望，他的家庭也是亲诚和睦的典范，让人钦佩必威。

　　徐特立的结发妻子从小父母双亡，早年就来到徐家做童养媳。她姓熊，比徐特立小10个月，起初连名字也没有。过门后，徐特立对她一直很好，还给她取名为“立诚”。

　　熊立诚出身贫苦人家，为人正派朴实，生活勤劳节俭。两人渐渐地在共同生活和奉养老人的过程中产生感情，相亲相爱，之后感情甚笃，他们的婚姻已经远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旧式包办婚姻了。

　　1905年之后，徐特立多数时间都离家在外办教育和从事活动。熊立诚能够理解并大力支持丈夫的事业，在乡下一人承担起所有家务，悉心抚养子女。她曾对徐特立说：“你就管好国家的事，我就管好家里的事。”徐特立听闻，内心十分感动，他多次对人称赞她：“说得很好，很有见识！”

　　徐特立在家乡办立五美高小时，得到了妻子的全力支持。他拿出在外教学所得的微薄薪水，增建校舍，置办教具，聘请教师。后来校舍紧张，为了不让70多个孩子辍学，徐特立回家与妻子商量，想把学校搬到家里。熊立诚完全同意丈夫的想法，马上腾出家里瓦房，自己和孩子在临时搭建的茅草屋中居住。

　　此后，徐特立在长沙兴办教育，并赴法勤工俭学数年，其间很少回到家乡。熊立诚任劳任怨、节衣缩食，虽生活艰辛，但还经常贴补办学经费。多年后，徐特立在写给自己的小女儿徐陌青的信中表达了对妻子由衷的敬意：“她不独维持了一家，并且办高级小学共13年，造就了许多学生。她没有念过书，能替地方做了教育事业，许多读书识字的女人不如她，我是很尊敬她的。”

　　1937年2月1日，在徐特立60寿诞上，大家纷纷祝贺，邓颖超代表女同志发言，赞扬徐特立对妻子熊立诚忠贞不渝的爱情是党人的楷模。

　　徐特立听后十分激动，动情地说：“我自辛亥前，即进城办教育，把妻室儿女留在农村；后来离开家乡到法国留学，接着回国参加，至今十余年来，与家庭隔绝，不通音讯，这都是派的压迫所致。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。我爱自己的家庭，爱自己的妻室儿女，但国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还没有成功，国破家安在？……我的妻子是一个童养媳，没有文化必威，从小与我患难与共。我一直在外从事教育和，她在家里抚养儿女，还兼劳动办学，她支持了我的事业，也成全了我的事业。我一生提倡妇女解放，我假如丢弃了她，岂不又增加了一个受苦难的妇女？……”在场的同志听了，无不动容必威。

　　1960年，83岁的熊立诚去世，徐特立非常悲痛，怀念不已。他后来将两个人的合影放在随身口袋里，每当思念时就会拿出来看看。

　　徐特立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，一家人一直过着艰苦、朴素的日子，这也让他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。

　　1937年，徐特立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，一直住在一间破旧、窄小的房子里。环顾他的那间屋子，房里有一个土炕，是他和警卫员睡觉的地方，占据一半面积；炕前摆着一张旧的没有油漆的小方桌，就是徐特立办公的地方；房子的另一头放着一口木箱子，这是徐特立长征中历经千辛万苦带来的，里面装满了他在中央苏区编写的材料。在艰苦的环境下，徐特立安之若素。

　　当时，边区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在大食堂吃饭。徐特立职务高，又年长，可以向上级提出单独开灶的要求。但他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，吃大伙房里做的土豆、白菜、豆芽等，有时候改善伙食，也最多是加个豆腐之类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组织上分给徐特立几间屋子，他高兴地把家人从湖南接来团聚。由于他住的房子比较老，面积也不大，身边工作人员想向组织申请调换。可是在征求徐特立意见时，他却认为，把屋子里那些坏了的地方修一修，腐烂的地板换一换，就可以了。

　　徐特立有一件补丁棉衣。这件棉衣他在延安时就穿上了必威，越穿越破，都是缝缝补补凑合穿。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说徐老，换一件吧。徐特立摇头说：“你没看到农民有一件棉衣都要穿一辈子？我这才穿几年？”

　　徐特立的工资其实不低，家人用工资给他买了两件新衣服和一双皮鞋，徐特立也穿，但只在外事场合穿，他认为这个关乎国家形象。而回到家里，他又马上换回自己穿破了的衣服、开了口子的鞋。

　　不管谁的钱，花在自己身上，他都心疼。1957年，徐特立八十大寿，北京的亲朋故友想要给徐老摆寿宴庆祝必威。可徐特立不想让大家破费，他说：“咱们国家还很穷，这么大吃大喝，不是给我徐特立脸上抹黑吗？”借着要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，他赶紧从北京“逃”到湖南长沙。

　　可是，他在长沙的学生和亲友也不少，纷纷提议设宴、茶叙，以表祝贺，他亦坚决谢绝。他说：“去年全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，人民生活还很困难；中央正大力提倡增产节约，勤俭建国；我们怎可为了个人的生日，浪费人民财物呢？”

　　徐特立又借口办事乘火车前往广西桂林。最后，工作人员在餐车上做了一碗长寿面，伴随着列车的隆隆声为他庆祝了八十大寿。

　　徐特立一生以事业为重，也要求子女不要过多地想自己，而要多为社会做事。他说：“青年人任重道远，要继承的不是财产，而是前辈留下的尚未完成的事业。”

　　在家人中，徐特立对徐乾的学习格外关心。徐乾原名刘萃英，是徐特立二儿子徐厚本的妻子。徐厚本病故后，徐特立视她为自己的女儿，为其改名为徐乾。徐特立认为学习很重要，如果只注意工作，不注意，“将来只是一个事务主义者”。在徐特立的关心培养下，徐乾成长为一名青年。

　　徐守珍是徐特立的大女儿，1928年，她在参加活动中被捕，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，与家人完全失去联系。直到新中国成立，父女才得以团聚。

　　此时，徐守珍没有工作，便写信请求父亲在北京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。徐特立知道这么多年亏欠女儿，但又不能违反原则搞特殊。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不在口里能说大道理，而在能和劳动群众站在一起，自己的困难放在第二位，劳动群众集体的困难放在第一位。”“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，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，以表示是主义者的亲属。”

　　在徐特立的言传身教下，长大的四个子女都为做出贡献。儿子徐笃本、徐厚本青年时期投身，都牺牲在战争年代。大女儿徐守珍听从父亲意见没有留在北京，回到上海继续工作。小女儿徐陌青则在北京铁路总医院工作，直到退休一直是一名。